禅悟人生的雪风臣

    对于赵树理这样著名的作家，无论怎样说，都无需由我来写纪念文章。因为在文艺界，我和老赵(现在这样称呼他)实不在同一等高线上。上世纪60年代时虽然在山西文联同一个单位，但是他和我没有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，没有个人交往，也没说过话，对于我这个年轻人，他自然也不会有多少印象。当时这位受尊重的知名作家，我仅仅是远距离地感受和观察，在记忆中保存了一些如同历史纪录片一样互不连贯的片断。今天，这些历史镜头已经不很清晰，但是仍然真实感人。我写这篇文字，是出于对那段历史的铭记和对赵树理深深的敬仰。

    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，赵树理在北京工作，但经常回山西。到晋东南下乡，路经太原时，有时也来省文联。我那时在会场上见过他，有时也在文联院子里遇见。他身材较高，神态庄重而质朴，当时是五六十岁。记得在文联曾听过他讲文艺创作，大家一字不漏地认真听讲和做笔记，可惜这些资料未能保存下来。回忆幼年时看见解放区出版的赵树理著作，封面印有赵树理的木刻像，似乎那时他头上戴着一顶圆圆的瓜皮帽，只是顶上没有那圆疙瘩，大约是毡帽，这令我很诧异。直到后来我到文联工作，听了在根据地和老赵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说，赵树理怕冷，在根据地时，冬天穿个棉袍，腰间扎根绳子，为了御寒，他毫不在乎这些。

    1964年前后，老赵离开北京，离京前他把用稿费收入买下的小院缴了公，和老伴子女一家几口卷铺盖回了太原，从此他成了山西文联的人。在省文联赵树理没有职务头衔，人们依旧习惯称他老赵。文联隔街对面小院是他的住家，文联东楼二层的大房间是他的书房和卧室，人称这里为“三里湾”。当时文联仍然是他的中转站和书库，大部分时间他在晋东南乡下。文革前他从乡下回来的时候，我从楼下经过，有时能听到击打鼓点和轻唱戏曲的声音。似乎敲的是椅子，断续地从楼上传下来，我想也许这是老赵在创作。赵树理对传统戏曲有浓厚兴趣，对他的家乡戏上党梆子更是驾轻就熟。

    老赵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有一次在文联的院子里，我看见一个肩背大包袱的人，远远看着像是一个乡下人，走近了原来是老赵，他把要洗的衣物包了一个大包袱背在肩上往家去。人们总能看见老赵自己抽最便宜的“绿叶”“顺风”烟，待客时拿出来的却是好烟。

    1965年省内美术家在文联集中创作，迎接华北年画版画展，在文联礼堂进行画稿观摩，老赵也来观看。老赵自己也非常喜爱画画，在他的笔记中有时自己也画一点当插图。

    1970年，赵树理64岁，这一年，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。那时，我在一些资料中发现了一张旧照片，是赵树理同一位穷苦农民背着锄头一起下地的镜头，我把这张照片珍藏了起来。后来，《汾水》杂志把这张照片发表在封面上，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。过后，我把这张照片交给了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。

    上世纪70年代末，省文联为每个工作人员配备办公桌。赵树理生前为儿子遗留下一张书桌，是在京时购置的旧家具，这张桌子是普通木质，却很大，赵二湖的家那时放不下，就用它同文联机关换了一张适用的小桌，这桌子就成了文联的公物。这老大的旧桌，并没有人乐意用，可对于我来说，这张大桌子非常有吸引力，于是，这张不平凡的桌子，成了我的办公桌。后来，几经变动，这桌子成了我个人的书桌。

    如今这张具有特殊意义的书桌，在我的书房里已经放置了20多年，与我一直为伴。现在，这张桌子年久了，结构开始松动，我请木工作了加固，原来的颜色褪变，我把它漆成了黑色。多年来闲暇时，这书桌每每在我心中引起一些感触。伏案劳作之余，眼前总浮现出一些历史镜头，那难以磨灭的老作家的形象，也会显现在眼前。(赵国荃)

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作家一生的创作历程

赵树理（1906——1970），原名赵树礼，沁水县尉迟村人。现代著名小说作家。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。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中国曲艺协会主席，曾任《曲艺》、《人民文学》编委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、二、三届代表。

    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就致力于革命文艺的通俗化、大众化工作，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，如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李有才板话》、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、《福贵》等。全国解放以后，继续深入农村生活，耕笔不辍，驰聘于中国文坛。短篇小说《锻炼锻炼》、长篇评书《灵泉洞》（上集），以及《实干家潘永福》、长篇小说《三里湾》等，都令人爱不释手。

    十年浩劫中，赵树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，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而死，终年64岁。

    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、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，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，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，在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艺的传统、促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方面，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。

　　赵树理小说与晋东南民俗

   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“山药蛋派”。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，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，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，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，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。这个流派还包括马烽、西戎、束为、孙谦、胡正等一批小说家。在50年代后期，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，创作出众多带有“山药蛋味”的优秀作品。如赵树理的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李有才板话》、《三里湾》、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、《登记》，马烽的《三年早知道》、《我的第一个上级》，西戎的《盖马棚》、《姑娘的秘密》，孙谦的《伤疤的故事》，胡正的《两个巧媳妇》，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、杨茂林、李逸民、义夫、成一等人的作品。

    “山药蛋派”的开创者赵树理，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“铁笔”、“圣手”，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。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，熟悉农村，热爱人民，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，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，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，揭示人物心理，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，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。

    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：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，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村，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，为找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。

    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，举凡生产劳动、饮食居住、婚丧嫁娶、宗教信仰、民间文艺都有描写，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。

    一、家庭、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。在《三里湾》第二节里，介绍了王宝全、王金生的居住环境，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。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：金生、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，各住一孔。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。女儿玉梅住一孔，但却是套窑，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，有窗无门，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。这表明，一方面闺女大了，需和父母分开居住；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，要谨防越轨乱礼，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，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、约束。在这里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，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，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。

    《三里湾》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、经济分配、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，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。《李家庄的变迁》里“吃烙饼”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，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。“吃烙饼”的民俗特点是，村里发生了纠纷，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、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，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，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。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，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。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，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，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，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。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，被村长的人听到，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，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，才了结此难。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、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，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，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。

    二、恋爱婚姻习俗。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，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。《小二黑结婚》里的三仙姑，30年代嫁给于福时，刚刚15岁，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。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，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、争艳卖俏的女人。她“虽然已四十五岁，却偏爱当个老来俏，小鞋上仍要绣花，裤褪上仍要镶边”，每天都要涂脂抹粉，乔装打扮一番。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，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。《登记》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，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。她虽然极不情愿，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，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，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，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、拜年，带丈夫“回娘家”。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，而被张木匠毒打，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“名声不正”。小飞蛾的婚姻悲剧，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。《邪不压正》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，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。《登记》中的“罗汉钱”，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，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，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。

    三、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。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“讲故事”的手法，以故事套故事，巧设环扣，引人入胜，使情节既一气贯通，又起伏多变。语言运用上，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，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，使小说表现出一种“本色美”。

    摘自《汾河两岸的民俗与旅游》，旅游教育出版社，段友文，1998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怀念相处的日子 
 
上个世纪50年代，我在沁水县农工部上班，因工作关系，有幸和著名作家赵树理结识，在和他相处的日子里，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，在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年之际，我把这些故事讲给大家，作为对赵树理老师最深切的怀念。

    1953年秋末，农村由初级合作社转入高级合作社阶段，长治专区对农业合作社的社长进行首批培训时，沁水县由我带队领着15名合作社的社长到专区培训。当时还没有客车，我们是坐着大卡车去的，因为全是土路，到长治专区招待所后，个个被刮得灰头垢面，我们刚洗了一把脸才坐下，一个留着平头、穿着灰制服的高个子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我们宿舍。来人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赵树理，听说咱们沁水老乡来了，先看看大家。”我们一听是赵树理，都显得十分的激动。赵树理和大家逐一握手后，便问“你们谁是带队的？”我赶紧回答说：“是我。”赵树理又亲切地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？在哪个部门工作？”我告诉他“我叫陈振建，十里人，在县农工部工作。”赵树理“噢”了一声，便从口袋掏出一盒“前进”牌香烟给大家发，自己却掏出“绿叶”牌烟抽。“前进”烟当时是2毛多钱，而“绿叶”烟只卖9分钱。后来才知道赵树理买好烟都是给别人抽的，自己一直抽的是廉价烟。赵树理边抽烟边告诉我们：“农村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，需要有个过程，都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。在管理上需要一定的措施和办法，前段时间专区搞了10个农业合作社的试点，在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，比如“三定一奖”和“五等三级”等，都是值得今后借鉴和学习的。你们这次来，都要好好的学，认真的记，把好的经验带回去，应用到实践工作中去。”赵树理临走时又告诉大家，他就住在隔壁的房子里，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他帮忙。

    我们在专区培训了半个多月，赵树理每天和我们一样按时到场，从不迟到早退。因我在农工部经常也写材料，想利用这个机会向赵树理学习点写材料的方法，所以每天有意的和他坐到一张桌上，看看他是怎样记笔记的。可是赵树理每节课下来记笔记的字数都不超过二十几个字，我感到纳闷。有一次便问赵树理：“赵老师，像你这样记笔记能记全吗？”赵树理说：“记笔记主要得认真听，靠心记，我写这些字只是把关键词记下来，每个字都代表着一个问题或一条经验，晚上整理一下连接起来就是一篇文章。”

    后来，我们发现赵树理每天晚上休息都很晚，据说他的长篇小说《三里湾》就是那年冬季动笔写的。

    我和赵树理最后一面是在阳城县的蒿峪公社，那年沁水阳城两县合并，当时我和牛国英在蒿峪公社的町店村包队，一天上午，我在路边一家饭店门口碰到了赵树理，我问他到哪里去，他说他回尉迟路过此地，当时他还相跟了两个人，赵树理简单和我寒暄了几句，说以后有事常联系，便匆匆走开了，没想到这也是最后的一别。后来总想再见他一面，却再无缘。

    1970年，我听说赵树理老师去世的消息后，十分悲痛和难过。回忆过去和赵树理老师相处的日子，我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，对我后来的工作和进步起到了很大的鞭策和帮助。首先我从他那里学会了怎样做人，不管在何时何地，我都以赵树理老师为榜样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。我始终把赵树理作为我的恩师，作为我一生做人的楷模。

    陈振建 口述 王扎根 整理


（以上资料来源据新华网）